刘备决定了对曹操变法的应对态度之后，就趁着章武四年腊月，把他的思路通过正规朝议流程、形成政令。
腊月剩下这点时间，用来完善立法条款差不多够了，然后就可以赶在新年颁行天下。
当然了，实施这些涉及土地登记和抑制土地兼并的补充变法时，刘备也不忘查漏补缺，一并多借鉴一点这方面的先进经验。
跟李素梳理了一个“目前还没实施，但未来可以考虑”的土地变法大纲草稿。谁让刘备知道李素对于政治设计总有奇思妙想，远见非凡。
所以这份大纲草稿里面的内容，也不用太严谨负责，纯粹就是些空想和启发，都属于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条件成熟的。
比如，刘备既然跟李素聊到了土地税赋政策的理想状态是“履亩而税”。
将来若是时机成熟，最好把田赋改为只与百姓实际拥有土地量挂钩、而现行人头税里的那部分粮食税则要剥离出来，从此人头税只征钱（丝织品）和徭役。
那么，具体将来的田赋该如何界定、该不该按照田地质量区分上田和下田来微调单位面积理论税额？
如果未来王朝存续时间久了、土地兼并问题再次恶化后，失地农民重新成为佃户时，是不是该出台一些保护佃户、限制地主最大收租比例的法律条款？
如果定了这样的条款，万一人口爆炸人口密度太大，农民疯狂内卷抢夺租佃机会，自愿缴纳比朝廷规定的地主能收的最高租税上限还高的租子，朝廷又该如何处理？
这些问题，都是可以先脑洞推演一下的，留个草稿以备将来万一用到。
加上在讨论这些问题的过程中，李素也恰好谈到了他自己做地主的一些经验心得。（其实是甄家做地主的心得，李素的封地和庄园都不会亲自打理，交给小妾的家人打理了）
他自忖他家的私有庄园的运作，已经算是比较宽待佃户和雇农的了，这些做法都可以借鉴。
最后，李素给了刘备几条大而化之的推演经验：
首先，政府愿意在适当的时候，规定地主给农民租佃的最高田租比例限额，这是有好处的。
就好比后世近代几乎都有减租减息，甚至海峡对岸还有“%减租”的变法，控制地主的最高租率。
而李素觉得在帝国时代，用法律把这个最高租率定在四地主六农民就很仁慈了，比曹操目前的五五开还少一成。
如果将来有地主阶级违反这个最高租率，被人上告了，官府就可以出面惩戒。只要大多数地主阶层还愿意守法，这种惩戒也不至于引起乱子。
而且，终刘备和李素这一生，这操作估计是用不上了，只要留下备忘录，将来启发一下后世子孙即可。
因为这种情况至少百年之后才会出现。眼下刚刚战乱将终，人口压力小，不会内卷到农民疯狂抢夺租佃权的情况。
同时，李素也启发性地让刘备自己想明白这些道理，那就是政府不能搞一刀切、不能指望宏观调控完全替代市场的自然调节。
如果真到了人口极为稠密的年代，农民非要内卷不可，政府法令规定田租上限是没用的。
到时候只会逼得地主不得不用别的综合条件去衡量、把田租给谁不租给谁。
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：比如政府强行压住地主只能收四成地租，那他就会一律按照四成的价位招租，然后再看看农民能给的其他附加条件。
到时候，说不定就是甲乙两个农民都肯出四成地租，但甲农民更伶俐来事、肯当狗腿，地主就把地租给甲，让乙饿死。
当然了，伶俐来事肯当狗腿，那也是一种本事，甲农民因为本事更多而活下来，也不算不公平。
可就怕问题继续恶化，将来地主考量的是“甲乙两个农民谁的老婆女儿更漂亮，而且愿意在付四成地租后再额外把他老婆女儿也给我睡”，来决定租给谁，那就没有下限了。
所以，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最高地租这种事儿，是必须有其他行政能力配套来保障实施的。
如果配套保障不够，那就得适当尊重市场，给法律开一个双向选择的口子。
这个问题上，李素就自然而然想到了他家的经验，建议刘备将来可以把土地地租管理分为“基本农田”和“经济作物农用地”，然后区别对待。
对于种植粮食的基本农田，就严格执行政府上文规定的最高地租，哪个地主敢违反，就直接处置。
与此同时，区分了基本农田和经济作物田后，对于农民实在内卷得厉害的地区和时间点，那儿的地主选择面实在太大、卖方市场实在强势，那就允许他们转为经济作物庄园嘛！
比如种植茶叶、蚕桑这些的，乃至像甄宓那样搞租地给佃户、雇农包销全种蔬菜的，都可以定义为经济作物庄园，法律还可以规定这些庄园可以用灵活的地租计算方式。
当然，这个法律肯定得配套一项政策，那就是政府得设一条红线，强行规定地主超额持有的土地里，基本农田和经济作物田的比例，来保证粮食安全。
如果灵活一点，还可以搞总量控制，在地方上搞配额交易。
这个脑洞开得有点大，很多年内都不一定用得上，所以刘备乍一听时还不理解，李素就拿他自家的经营模式来举例。
原来，甄宓之前为了让长安雒阳周边的百姓、肯乖乖听从安排、把全部租种的地皮全部用来种菜，也是给了相当的惠民政策的，还把地租藏在了一些比较隐蔽的征收方式里，让农民交租的痛苦感变得隐性一些。
具体是这么操作的：甄家承诺，只要雇农把全部租的地拿来种蔬菜，甄家就不直接收取地租，让农民白种甄家的田。
还承诺按照五十钱一石菘菜、六十钱一石萝卜等收购价格，包销农民的全部收成，农民也承诺所有收成只能卖给雇主甄家。
最后，甄家还承诺按照三百钱一石粟米，或者四百钱一石麦子/稻谷的平价，卖粮食给农民。
（注：菜价看起来比米价便宜很多，是因为蔬菜的体积产量极高。一亩地种粮食才几百斤收成，种萝卜白菜亩产可能有几千斤。）
这个操作里面，甄家的所有地租，其实都隐藏在剪刀差价里了，没有直接问佃户收租，佃户就心悦诚服，不会感觉到被收租的痛苦。
也正是因为农民不痛苦，所以在如今这个地皮并不太稀缺的时代，农民依然肯来租种甄家的田，而不是只种完自家分到的那点自留地就满足了。
而稍微懂点现代经济常识的看官，都不难看出这里面甄家的利润是怎么确保的：就好比后世农民种菜，田间地头一斤白菜、萝卜也就几毛钱收购价，到了大城市的菜场里就能卖几块钱了。
甄家收购来的菘菜萝卜，加上运费、腐烂损耗、周转费用、商税，最后到长安雒阳这些超大城市的市场里，成本大约会涨到一百多钱一石，比地头价翻了一倍多。
但市场零售价能到两百多钱甚至三百钱，所以算下来还是有一两倍的纯利润。从这个角度算，甄家的经营行为其实赚走了蔬菜最终售价里六成的收益，比直接问菜农收高额地租还赚得多。
而李素之所以建议刘备考虑这么立法，自然也是因为李素见识得多了，他知道从古到今，种粮食的利润都不大，所以种粮食的农民扛不住高地租，最容易被高地租激起反抗。
而工商业和农业里的经济作物种植，利润率可以高于种粮食。这种“种植园经济”的佃户、雇农对剥削的忍耐力也就比粮农高，事实地租高一点，好歹还活得下去，不容易被逼反。
这也是有后世历史教训证明的，比如宋朝统治那么久，最后只有外敌入寇而亡，却没有亡于农民起义。
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宋朝的工商业发达，手工制造和经济作物种植也繁荣，吸收了大量劳动力，还盘活了底层。
明朝虽然亡于农民起义了，但明朝最后爆发问题的主要是西北的粮食作物产区，而江南的经济作物产区和工商业发达地区，底层劳动力还是活得下去的。
可见对于剩余资本，国家应该往工商业上引导，让工商业和经济作物农业吸收赤贫，吸收失地农民，给条活路。
那些一味搞“重农抑商”的政策，反而不利于王朝中后期。因为钱这种东西一旦剩下来、形成资本，以华人的天性禀赋是肯定要去想办法钱生钱的。
如果抑制了工商，这些钱没地方去，不是放高利贷就是继续买地囤房，加剧土地兼并，那危害才大。
把这些没处去的钱引导到工商业上，就算造成一点实业泡沫，也好过炒地皮。大不了泡沫爆了的时候这些钱自相屠灭，传导不到粮食上。
（注：大萧条的时候，米国农民也受害了，农产品也暴跌，但那是因为1929年的时候米国农业的金融介入度也过高了，很多米国农民是贷款多买地买农机扩大生产。
如果不允许金融借贷进入粮食生产资料，危机就传导不到基础粮食农业上，最多传导到经济作物种植。）
所以李素才建议刘备设想如此巧妙的设计：我原则上控制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程度上限。
但如果真到了压制不住的时候，那也宁可堵不如疏。把这些想要更高剥削收益比例的热钱，往工商上引，别去祸害囤积土地了。
你去开工场、种棉花桑蚕、甚至只是种菜、炒大蒜炒大葱炒生姜炒一切香辛料贸易，也好过热钱去囤粮田。一定要把过剩资本从粮食生产领域挤出去。
这样留下了一个在非粮领域有更高的剥削比例的宣泄口子后，对粮田领域的剥削比例上限的严格执法，才能切实落地。
到时候遇到违法的地主恶霸，官府依法严惩，支持官府的人也会更多。
至少那些开经济作物种植园疯狂剥削的地主，不会同情那些囤粮田疯狂剥削的地主，甚至看到后者被官府打击时，还会幸灾乐祸。
这样让世家豪强地主自己分化成两部分、互相幸灾乐祸狗咬狗。让工商业和经济作物种植园主去仇恨粮田大地主，朝廷对土地兼并的治理才不至于积重难返。
说到底，核心思想就是一个：解决土地兼并，绝对不能一味重农抑商。重农抑商是人口稀缺、需要动员战争国力的历史时期才有效的特有产物。
秦始皇汉武帝那时候要重农抑商，是为了对外战争。不打仗了还长期五十年一百年甚至更久地重农抑商，逼着过剩的钱没处去、只能囤粮田，那是自掘坟墓。
刘备现在当然可以适度重农抑商，而对面的曹操已经是彻底重农抑商了，但这都是建立在目前疯狂打仗的社会基础上的。不打仗了脑子必须切换回来，创业守业不能用一套思路，不然又是一个秦始皇。
刘备越想越觉得李素补充的那些远景顾虑实在是非常有价值，仔细把这些全部整理下来，以备将来有用。
在切磋商讨的最后，刘备还恰巧跟李素聊起了李素自家的产业近况。
得知李素的家人，之前因为卖菜生意遇到丰年、还得坚持执行包销契约，所以巨亏了一笔，精神压力很大，还早产了。
刘备对于李素公私分明、自家生意亏了还坚持遵守合同、宁可亏钱的举措，也是大加赞赏。
刘备提议道：“贤弟倡导朝廷上下守信，自家首先做了表率，宁可亏钱也要守约，着实可嘉。这也算是在守住朝廷的体面，朕可拨皇室内帑，安慰一部分贤弟的损失。
这种市义立信的事儿，不能让贤弟自己担着嘛，丞相的体面，也是朝廷体面的一部分。”
对于刘备临了的这番示好，李素连忙拒绝了：“陛下多虑了，刚才是臣没说清楚，其实臣只是让家人承诺按约定价全数进货，目前滞销了，但还没亏损呢。
臣让家人紧急去阿亮家的窑厂定了海量的密封性更好的瓮，把卖不出去的都做成‘泡菜’。先试试看能保鲜多久，若是有前途，说不定将来还能在沿海各郡推广多种，制作泡菜后供给远航海军。
反正亏是不会亏的，臣的觉悟还没高到亏自己的钱为朝廷立信的程度。”
所以，李素根本不存在甄宓担心的那种“孟尝君市义”的问题，因为他根本就不会亏。
李素既没必要学孟尝君，也不屑于学王翦、萧何。
刘备微微一愣，后续的人心推演倒是没必要说下去了。伯雅贤弟这么滴水不漏，连让人联想的机会都不给，真是做人稳当啊。
不过，还真别说，李素这么做确实是有道理的。
因为这天刘备跟他的会谈结束后没多久，就在新年之前几天，就有一些负责谏议的新人纳言官，上表弹劾丞相家人“沽恩市义，邀买人心”。
刘备看了弹劾表章之后，简直忍不住想笑。
腊月剩下这点时间，用来完善立法条款差不多够了，然后就可以赶在新年颁行天下。
当然了，实施这些涉及土地登记和抑制土地兼并的补充变法时，刘备也不忘查漏补缺，一并多借鉴一点这方面的先进经验。
跟李素梳理了一个“目前还没实施，但未来可以考虑”的土地变法大纲草稿。谁让刘备知道李素对于政治设计总有奇思妙想，远见非凡。
所以这份大纲草稿里面的内容，也不用太严谨负责，纯粹就是些空想和启发，都属于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条件成熟的。
比如，刘备既然跟李素聊到了土地税赋政策的理想状态是“履亩而税”。
将来若是时机成熟，最好把田赋改为只与百姓实际拥有土地量挂钩、而现行人头税里的那部分粮食税则要剥离出来，从此人头税只征钱（丝织品）和徭役。
那么，具体将来的田赋该如何界定、该不该按照田地质量区分上田和下田来微调单位面积理论税额？
如果未来王朝存续时间久了、土地兼并问题再次恶化后，失地农民重新成为佃户时，是不是该出台一些保护佃户、限制地主最大收租比例的法律条款？
如果定了这样的条款，万一人口爆炸人口密度太大，农民疯狂内卷抢夺租佃机会，自愿缴纳比朝廷规定的地主能收的最高租税上限还高的租子，朝廷又该如何处理？
这些问题，都是可以先脑洞推演一下的，留个草稿以备将来万一用到。
加上在讨论这些问题的过程中，李素也恰好谈到了他自己做地主的一些经验心得。（其实是甄家做地主的心得，李素的封地和庄园都不会亲自打理，交给小妾的家人打理了）
他自忖他家的私有庄园的运作，已经算是比较宽待佃户和雇农的了，这些做法都可以借鉴。
最后，李素给了刘备几条大而化之的推演经验：
首先，政府愿意在适当的时候，规定地主给农民租佃的最高田租比例限额，这是有好处的。
就好比后世近代几乎都有减租减息，甚至海峡对岸还有“%减租”的变法，控制地主的最高租率。
而李素觉得在帝国时代，用法律把这个最高租率定在四地主六农民就很仁慈了，比曹操目前的五五开还少一成。
如果将来有地主阶级违反这个最高租率，被人上告了，官府就可以出面惩戒。只要大多数地主阶层还愿意守法，这种惩戒也不至于引起乱子。
而且，终刘备和李素这一生，这操作估计是用不上了，只要留下备忘录，将来启发一下后世子孙即可。
因为这种情况至少百年之后才会出现。眼下刚刚战乱将终，人口压力小，不会内卷到农民疯狂抢夺租佃权的情况。
同时，李素也启发性地让刘备自己想明白这些道理，那就是政府不能搞一刀切、不能指望宏观调控完全替代市场的自然调节。
如果真到了人口极为稠密的年代，农民非要内卷不可，政府法令规定田租上限是没用的。
到时候只会逼得地主不得不用别的综合条件去衡量、把田租给谁不租给谁。
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：比如政府强行压住地主只能收四成地租，那他就会一律按照四成的价位招租，然后再看看农民能给的其他附加条件。
到时候，说不定就是甲乙两个农民都肯出四成地租，但甲农民更伶俐来事、肯当狗腿，地主就把地租给甲，让乙饿死。
当然了，伶俐来事肯当狗腿，那也是一种本事，甲农民因为本事更多而活下来，也不算不公平。
可就怕问题继续恶化，将来地主考量的是“甲乙两个农民谁的老婆女儿更漂亮，而且愿意在付四成地租后再额外把他老婆女儿也给我睡”，来决定租给谁，那就没有下限了。
所以，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最高地租这种事儿，是必须有其他行政能力配套来保障实施的。
如果配套保障不够，那就得适当尊重市场，给法律开一个双向选择的口子。
这个问题上，李素就自然而然想到了他家的经验，建议刘备将来可以把土地地租管理分为“基本农田”和“经济作物农用地”，然后区别对待。
对于种植粮食的基本农田，就严格执行政府上文规定的最高地租，哪个地主敢违反，就直接处置。
与此同时，区分了基本农田和经济作物田后，对于农民实在内卷得厉害的地区和时间点，那儿的地主选择面实在太大、卖方市场实在强势，那就允许他们转为经济作物庄园嘛！
比如种植茶叶、蚕桑这些的，乃至像甄宓那样搞租地给佃户、雇农包销全种蔬菜的，都可以定义为经济作物庄园，法律还可以规定这些庄园可以用灵活的地租计算方式。
当然，这个法律肯定得配套一项政策，那就是政府得设一条红线，强行规定地主超额持有的土地里，基本农田和经济作物田的比例，来保证粮食安全。
如果灵活一点，还可以搞总量控制，在地方上搞配额交易。
这个脑洞开得有点大，很多年内都不一定用得上，所以刘备乍一听时还不理解，李素就拿他自家的经营模式来举例。
原来，甄宓之前为了让长安雒阳周边的百姓、肯乖乖听从安排、把全部租种的地皮全部用来种菜，也是给了相当的惠民政策的，还把地租藏在了一些比较隐蔽的征收方式里，让农民交租的痛苦感变得隐性一些。
具体是这么操作的：甄家承诺，只要雇农把全部租的地拿来种蔬菜，甄家就不直接收取地租，让农民白种甄家的田。
还承诺按照五十钱一石菘菜、六十钱一石萝卜等收购价格，包销农民的全部收成，农民也承诺所有收成只能卖给雇主甄家。
最后，甄家还承诺按照三百钱一石粟米，或者四百钱一石麦子/稻谷的平价，卖粮食给农民。
（注：菜价看起来比米价便宜很多，是因为蔬菜的体积产量极高。一亩地种粮食才几百斤收成，种萝卜白菜亩产可能有几千斤。）
这个操作里面，甄家的所有地租，其实都隐藏在剪刀差价里了，没有直接问佃户收租，佃户就心悦诚服，不会感觉到被收租的痛苦。
也正是因为农民不痛苦，所以在如今这个地皮并不太稀缺的时代，农民依然肯来租种甄家的田，而不是只种完自家分到的那点自留地就满足了。
而稍微懂点现代经济常识的看官，都不难看出这里面甄家的利润是怎么确保的：就好比后世农民种菜，田间地头一斤白菜、萝卜也就几毛钱收购价，到了大城市的菜场里就能卖几块钱了。
甄家收购来的菘菜萝卜，加上运费、腐烂损耗、周转费用、商税，最后到长安雒阳这些超大城市的市场里，成本大约会涨到一百多钱一石，比地头价翻了一倍多。
但市场零售价能到两百多钱甚至三百钱，所以算下来还是有一两倍的纯利润。从这个角度算，甄家的经营行为其实赚走了蔬菜最终售价里六成的收益，比直接问菜农收高额地租还赚得多。
而李素之所以建议刘备考虑这么立法，自然也是因为李素见识得多了，他知道从古到今，种粮食的利润都不大，所以种粮食的农民扛不住高地租，最容易被高地租激起反抗。
而工商业和农业里的经济作物种植，利润率可以高于种粮食。这种“种植园经济”的佃户、雇农对剥削的忍耐力也就比粮农高，事实地租高一点，好歹还活得下去，不容易被逼反。
这也是有后世历史教训证明的，比如宋朝统治那么久，最后只有外敌入寇而亡，却没有亡于农民起义。
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宋朝的工商业发达，手工制造和经济作物种植也繁荣，吸收了大量劳动力，还盘活了底层。
明朝虽然亡于农民起义了，但明朝最后爆发问题的主要是西北的粮食作物产区，而江南的经济作物产区和工商业发达地区，底层劳动力还是活得下去的。
可见对于剩余资本，国家应该往工商业上引导，让工商业和经济作物农业吸收赤贫，吸收失地农民，给条活路。
那些一味搞“重农抑商”的政策，反而不利于王朝中后期。因为钱这种东西一旦剩下来、形成资本，以华人的天性禀赋是肯定要去想办法钱生钱的。
如果抑制了工商，这些钱没地方去，不是放高利贷就是继续买地囤房，加剧土地兼并，那危害才大。
把这些没处去的钱引导到工商业上，就算造成一点实业泡沫，也好过炒地皮。大不了泡沫爆了的时候这些钱自相屠灭，传导不到粮食上。
（注：大萧条的时候，米国农民也受害了，农产品也暴跌，但那是因为1929年的时候米国农业的金融介入度也过高了，很多米国农民是贷款多买地买农机扩大生产。
如果不允许金融借贷进入粮食生产资料，危机就传导不到基础粮食农业上，最多传导到经济作物种植。）
所以李素才建议刘备设想如此巧妙的设计：我原则上控制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程度上限。
但如果真到了压制不住的时候，那也宁可堵不如疏。把这些想要更高剥削收益比例的热钱，往工商上引，别去祸害囤积土地了。
你去开工场、种棉花桑蚕、甚至只是种菜、炒大蒜炒大葱炒生姜炒一切香辛料贸易，也好过热钱去囤粮田。一定要把过剩资本从粮食生产领域挤出去。
这样留下了一个在非粮领域有更高的剥削比例的宣泄口子后，对粮田领域的剥削比例上限的严格执法，才能切实落地。
到时候遇到违法的地主恶霸，官府依法严惩，支持官府的人也会更多。
至少那些开经济作物种植园疯狂剥削的地主，不会同情那些囤粮田疯狂剥削的地主，甚至看到后者被官府打击时，还会幸灾乐祸。
这样让世家豪强地主自己分化成两部分、互相幸灾乐祸狗咬狗。让工商业和经济作物种植园主去仇恨粮田大地主，朝廷对土地兼并的治理才不至于积重难返。
说到底，核心思想就是一个：解决土地兼并，绝对不能一味重农抑商。重农抑商是人口稀缺、需要动员战争国力的历史时期才有效的特有产物。
秦始皇汉武帝那时候要重农抑商，是为了对外战争。不打仗了还长期五十年一百年甚至更久地重农抑商，逼着过剩的钱没处去、只能囤粮田，那是自掘坟墓。
刘备现在当然可以适度重农抑商，而对面的曹操已经是彻底重农抑商了，但这都是建立在目前疯狂打仗的社会基础上的。不打仗了脑子必须切换回来，创业守业不能用一套思路，不然又是一个秦始皇。
刘备越想越觉得李素补充的那些远景顾虑实在是非常有价值，仔细把这些全部整理下来，以备将来有用。
在切磋商讨的最后，刘备还恰巧跟李素聊起了李素自家的产业近况。
得知李素的家人，之前因为卖菜生意遇到丰年、还得坚持执行包销契约，所以巨亏了一笔，精神压力很大，还早产了。
刘备对于李素公私分明、自家生意亏了还坚持遵守合同、宁可亏钱的举措，也是大加赞赏。
刘备提议道：“贤弟倡导朝廷上下守信，自家首先做了表率，宁可亏钱也要守约，着实可嘉。这也算是在守住朝廷的体面，朕可拨皇室内帑，安慰一部分贤弟的损失。
这种市义立信的事儿，不能让贤弟自己担着嘛，丞相的体面，也是朝廷体面的一部分。”
对于刘备临了的这番示好，李素连忙拒绝了：“陛下多虑了，刚才是臣没说清楚，其实臣只是让家人承诺按约定价全数进货，目前滞销了，但还没亏损呢。
臣让家人紧急去阿亮家的窑厂定了海量的密封性更好的瓮，把卖不出去的都做成‘泡菜’。先试试看能保鲜多久，若是有前途，说不定将来还能在沿海各郡推广多种，制作泡菜后供给远航海军。
反正亏是不会亏的，臣的觉悟还没高到亏自己的钱为朝廷立信的程度。”
所以，李素根本不存在甄宓担心的那种“孟尝君市义”的问题，因为他根本就不会亏。
李素既没必要学孟尝君，也不屑于学王翦、萧何。
刘备微微一愣，后续的人心推演倒是没必要说下去了。伯雅贤弟这么滴水不漏，连让人联想的机会都不给，真是做人稳当啊。
不过，还真别说，李素这么做确实是有道理的。
因为这天刘备跟他的会谈结束后没多久，就在新年之前几天，就有一些负责谏议的新人纳言官，上表弹劾丞相家人“沽恩市义，邀买人心”。
刘备看了弹劾表章之后，简直忍不住想笑。